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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分钟普通人变杀人犯,你还敢说自己是好人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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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表于 2018-4-23 09:0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你畏惧权威吗?

    如果这份权威足够有力、足够沉重到使你不得不破坏原则、挑战底线、失去立场时,你会如何选择?是屈从还是反抗?

    不要急于回答。

    人性很复杂,很多时候连我们自己都不清楚“我这是在干什么”。

    前几天,我刚好看了一部真人秀《Derren Brown: The Push》,是一个探讨社会屈从性的节目。

    不要小瞧这位达伦·布朗(Derren Brown),他可是英国有名的心灵魔术师。经常有一些震惊世人的举动,比如——

    2003年10月,他用一把手枪对着自己脑袋大玩“俄罗斯轮盘赌”;

    2009年9月,在全国数百万观众面前挑战彩票预测结果。

    有人说他是最危险的意识控制大师,可以把中产阶级白领变成银行劫匪、可以改变忠实信徒的信仰......

    这一次,他打算用一小时,“遥控杀人”!



    第一步:选人。

    标准只有一个:社会屈从性强。

    在布朗看来,对权威毫无条件的屈从,已经成为了现代人生活的一部分,权威可以是一个人、一群人,也可以是一种意识形态。

    换句话说,就是别人是对的,个体往往就会跟着去做。

    而社会屈从性强的人,更容易受到别人、群体、权威等外界的影响,而做出自己意想不到的事情。



    面试阶段,布朗找了3名演员充当选手,提前坐在面试室,他要求这三名演员,一听到铃声就要站起来。

    接下来,面试者们被一个个带进实验室,工作人员告诉他们,只需要填表,并没有告诉他们铃声的事情。

    第一个进来的面试者,先是一直站着填表,但看到旁边的人随着铃声站起、坐下,他开始有点怀疑,很快就跟着他们重复一样的动作。

    接下来,其他的面试者,统统照做。



    稍稍有怀疑的,说明屈从性不够强,out。

    2000多人报名,最后节目组选中了4个普通人。

    坑已经挖下了。

    29岁的克里斯就是其中之一。



    红衣男子:克里斯

    他是一家印刷与设计公司的总监,生活富足,事业有成,最爱的就是工作和身边的朋友,一个人畜无害的boy。

    第二步:利用权威的庄严感,对个体形成服从的压力。

    布朗策划了一场“慈善拍卖会”,他特意挑选了装饰豪华的高级场所作为实验地点,还找了一群威高权重的名人,来担任代言人。比如大卫·田纳特、华生马丁·福瑞曼等等。

    其中一个关键权威人物是演员汤姆,他“扮演”这场慈善项目的高管,找到克里斯说要开发一款APP,为《推手》(Push)这个大型的慈善项目服务,在线筹集资金。

    他还诚心诚意地邀请克里斯参加晚上的开幕仪式,见识更多的人。



    左:演员汤姆

    克里斯觉得这是个好机会,很快就答应赴约了。

    但他并不知道,除了他自己,其他人,都是策划工作人员。

    开幕晚会当晚,汤姆特意提醒克里斯,有一个重要客户叫伯尼,他会直接捐款500万英镑。

    克里斯暗暗握紧小拳头,嗯,定要好好伺候他们。

    鱼儿开始上钩了——

    工作人员说素食在路上出了问题,不能准时送达。这么重要的场合,竟然出了此等幺蛾子。

    汤姆让克里斯把素食的棋子直接插在肉类食物上,反复强调没人会发现。



    克里斯虽稍有怀疑,但也照做了。看到素食主义者吃了,他也没有说一句话。

    这也是布朗挖的第一个坑——个人服从群体、讨好权威,并主动为权威撒谎。

    心理学上,这种个体主动服从群体,是群体效应的其中一种作用:社会助长效应。

    群体活动中,成员的行为是在一定的群体氛围中进行的,个体一旦意识到这个氛围对自己有着积极的作用,便会调动自己的热情度、积极性,尽力完成任务,从而得到群体的肯定、赞扬和尊重。

    有助长效应,当然就会有致弱效应,就是让对方感觉自己处于弱势地位。

    怎么做?

    1.工作人员找借口,收走了他的手机,让他没法跟外界沟通。

    获取外界信息的渠道被堵上了,处于特定环境中的个体,便只有唯一、单向的信息来源,从而无法判断事实的真假。

    2. 工作人员特意安排其他人一起穿上西装、打上领带,而并没有通知克里斯穿正装。

    看到所有人都穿得西装革履,而自己却穿着便服,克里斯眼神中已经出现了自卑感,加上每个人都在谈笑风生,谈的都是大生意,他开始觉得低人一等。

    而当一个人处于弱势地位时,他往往会随大流,因为跟随大众的做法,会让人找回安全感。

    自觉低人一等的克里斯,差不多已经忘记自己是合作伙伴的角色,他开始给大客户伯尼拿香槟、提包,伯尼走到哪,他就跟到哪。伯尼讲的烂笑话,他也会配合着笑。



    此时,布朗已经成功将克里斯引入角色,克里斯变得很听话。

    而这个过程,才花了不到20分钟。

    真正的重头戏,现在开始。

    拍卖开始了,但大客户伯尼对拍卖的价格很不满意,假装非常气愤,不断爆粗口暗骂活动主办方。

    站在一旁的克里斯很尴尬,无所适从。

    突然,大客户因为突发心脏病倒下了。他彻底慌了神,不断说要赶紧叫救护车。



    注意,此时现场只有伯尼、汤姆、克里斯三人。

    权威汤姆首先跳出来,很肯定人已经死了,不要叫救护车,拍卖还在进行中,这是正事,先把他藏起来吧,等拍卖结束后再来处理尸体。

    整个过程,他一直用命令式的语气去主导整件事,根本没有任何要和克里斯商量的意思。

    克里斯心里觉得不妥,但别忘了,他屈从性很强,尤其是这种权威式的命令口吻,让他彻底失去辨别是非的能力。

    克里斯跟着汤姆一起把尸体抬进会议室,藏在箱子里。之后又听汤姆的话,假扮伯尼上台发表演讲。



    接下里,圈套一环套一环——

    汤姆让克里斯把尸体推出拍卖会现场、放在楼梯上制造意外摔死的假象;

    当尸体被两个醉汉发现时,克里斯已经不需要别人指示,便开始主动撒谎圆场;

    结果伯尼意外醒了,原来他不是死了,而是没吃药昏睡症发作,克里斯已经开始把所有责任往自己身上揽,主动解释来龙去脉。



    从刚开始的假素食小谎言,到后来别人说什么他就做什么的彻底服从,再到最后的主动承认一切责任,无论是事实上,还是心理上,克里斯已经从旁观者,变成了这项阴谋的一份子。

    这时候,如果让他去杀人,他会不会服从呢?

    节目组继续不断向克里斯施压:伯尼可是大客户啊,他现在醒过来了,一定会告我们的!我们只有把他除掉,才能保住我们的利益啊!

    还有你克里斯,他一定会找你算账的,你的前途就这样被断送了,你忍心吗?

    旁边的伯尼继续不断爆粗,谴责克里斯和汤姆。

    楼顶上的广告牌,也在重复播放这项慈善项目的slogan:推吧,不惧一切代价。

    这些重复性的语言洗脑,把克里斯推到了压力的顶点。

    他只有两条路可选:一是牺牲个人利益,把伯尼推下去,保住群体利益;二是坚定地守护底线,主动自首,承认自己犯下的错误,把事情反推回去。



    还记得吗,这项实验共有4个参与者。到最后,他们都要面临跟克里斯一样的问题:推,还是不推。

    猜猜结果如何。

    4人当中,有3人,都战战兢兢地把人推了下去!



    从普通人,到杀人凶手,他们只花了72分钟。

    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一书中写道:人一到群体中,智商就严重降低,为了获得认同,个体愿意抛弃是非,用智商去换取那份让人倍感安全的归属感。

    为了获取这种安全感,个体往往愿意牺牲自己的价值观、道德观,甚至是人性底线,去为融入群体而努力。

    顺从群体会很安全,但同时,这种群体性,很可能会变成一种危险的行为,尤其是当群体中权威人士越多、倡导的价值观念越正义,事情就越容易走向极端。

    唯一没把人推下去的,是克里斯。



    这场真人秀不是为了教坏小朋友,也不是为了吓死胆小鬼,而是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值得众人深思的问题:“面对权威时,你能独立地进行理性思考吗?”

    压力、权威、被孤立......很多因素会让我们轻易地把自主权交出去,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从服从,到无可挽回的犯罪。

    传销是这样,邪教也是这样。

    We can push back!

    不做“无脑黑”,不做跟风者,行动之前想一想:“这是对的吗?”?

    即使这种做法有时候有点难。但如果不去试、不去做的话,又如何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自己的头脑呢?

    不轻易从众,不轻易作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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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4-23 09:18 | 显示全部楼层
    近些年来,“东北衰退”可说是媒体上热议的话题之一。

    人们对此的看法相当一致,毕竟现实摆在那儿:1978年全国经济总量前十的城市,东北一度占了四席,但到2000年前后就一个都挤不进去了;这些年来东北人口外流、资本却又吸引不进来(所谓“投资不过山海关”),“振兴东北”也喊了多年,“老工业基地”的衰退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不过,尽管对“衰退”本身有共识,但究竟是什么造成了这一衰退,却众说纷纭。



    东北三省近几年人口持续外流,成为全中国人口增幅最少的省份。

    第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东北经济变差说到底只是因为气候太冷了。东北的寒冷确实是世界级的,比全世界所有主要发达地区都冷,且人口密度还这么高,而二战以后人口和经济活动从寒冷地带向“阳光地带”迁移是颇为普遍的现象。国家信息中心原总经济师范剑平就赞同这一说,理由是气候一直是影响经济活动的重要因素,极寒本来就在客观上制约着东北经济转型。

    因为根据这种看法,对冲传统工业衰退的两个手段(基础设施建设、非正规就业),在严寒气候下都相当不利,因为温暖的南方可以一年四季开工、摆摊。

    据此,既然服务业取代工业勃兴,那么人口势必向宜居地区流动(因而东北人去往了海南),随之而来的一个推论就是:东北的衰退只是一个逐渐趋向“适当水平”的自然过程——就好像农村衰退、乡下人离土进城也都是合理的,因为现代农业本来就不需要那么多人。

    这看起来好像有点道理,而且归结为这样一种“不可回避”的客观因素,至少有一个好处,就是让发生的事都合理化了,似乎谁都不应该被怪罪,东北文化、东北人乃至当地政府官员都没做错什么,要怪只怪天气太冷了。

    然而这很难解释为什么世界上也有那么多发达社会(如加拿大和北欧)处于寒带,事实上,欧洲乃至全世界都是气候较寒冷的北方比南方发达;更不能很好地解释为何东北的衰退是在1990年代后出现——要说仅仅是因为不能全年开工、摆摊,那不免把经济衰退问题看得也太简单了,何况随着暖气、空调的普及,气温 对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影响是在减小而非扩大了。

    至少,这并不妨碍人们在室内从事经济活动,要不然东北人也不会比南方人更不禁冻了。

    至于说到东北人往南飞的“用脚投票”是因为怕冷趋暖,那似乎也忘了一点:东北冬天的屋内可比南方不少地方的室内暖和得多,农村人口流失可也不是因为农村比城市更冷。

    气温的宜人可能是人们考虑工作居住地点时的一个因素,但常常却既不是唯一也不是最重要的因素,试问有多少人会仅仅因为几十年来住惯了的老家寒冷,就毅然迁移到一个更温暖的陌生城市?医药专业网站“丁香园”创始人李天天在自述将公司整个从哈尔滨搬迁到杭州时,可根本没提到“气候”这一点,其他东北籍企业家在选择离开老家前往深圳投资时,好像也不认为气候是什么值得一提的因素。

    如果询问一百个中国人,现在如果有机会移民,是愿意选择寒冷的加拿大还是温暖宜人的菲律宾,答案恐怕至少95%都会是前者吧。何况,如果气温是决定性因素,那东北人也同样可以选择广西,为何又偏爱深圳与海南呢?

    由此看来,“气候”最多是一个具有相关性的次要因素,其解释力恐怕还不如另一种将原因归结于“东北文化”的观点。当然,一个地方的文化对经济活动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正如美国学者亨廷顿等人在《文化的重要作用》(Culture Matters)一书中所说的,一个社会中的价值观、态度、人们普遍持有的见解等,会对其发展起到促进或阻碍的作用。

    一个地方的创新精神、企业家精神和成功的动力,的确往往都深植于文化之中,反过来,如果像东北社会那样崇尚官本位、看不起私营个体户、拉不下脸去做买卖,那当然会阻碍民间经济活跃程度。

    不过,这种解释的麻烦之处在于,它是一种“万能解释”,几乎什么问题都能从当地文化中找到答案,但文化是一个长期稳定的因素,它同样不能解释为何以前那么多年东北经济都好好的,却到了近二十多年才开始衰退,这些年里东北文化可没发生多大变化。

    要说起来,东北文化毕竟总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分支,谈不上有多么本质的区别,为何就唯独在这里阻碍了经济?

    此外,这还经常和“气候说”暗通款曲,在历史上的很长一段时间,西方人都认为热带地区由于气候炎热物产又丰富,所以导致当地人不用劳作就能生存,助长了一种懒散的文化,最终导致其社会落后,那时他们甚至认为后来以勤劳著称的日本人也是“懒散”的。

    不仅如此,曾有许多学者言之凿凿地认为,除了新教伦理之外的其它文化差不多都会阻碍经济发展,但当西班牙、日本、韩国这些国家陆续兴起之后,人们开始发现,天主教文化和东方文化即便不能明显促进现代经济,至少也不至于多么严重地阻碍它的发展。

    第三种解释在本质上也是一种万能解释,那就是许多人在讨论中国问题时偏爱的“制度”因素。从许多投资故事来看,东北的确没能在制度上防范竭泽而渔乃至“关门打狗”的现象,非常不利于经济活动。

    但同样地,在这一点上东北与关内各地是程度上而非根本上的区别。不仅如此,这也无法解释为何北海道多年来也出现了不可挽回的经济衰退和人口老化——按说它在制度上与日本各地一体化,至少没有东北的许多问题。

    一个地方的发展与衰退,是极其复杂的社会现象,归结为某个单一的客观因素或笼统的问题,都很难令人信服。要探讨东北为何衰落,需要谨记的还是三个关键:天时(为何在此时)、地利(为何是此地)与人和(为何是这些人)。在我看来,如果有什么能很好地同时解释这些,那就必须从东北的社会结构上寻找原因,毕竟衰退作为一种经济活动的现象,是社会深层结构的产物。

    一言以蔽之,这是一种相对单一化的结构。近代东北的开发主要集中在农业、林业、采矿这种初级原材料的部门,无数记录和回忆都印证当时东北在这些资源方面的丰富程度,但也正因此,这造成了某种程度上的“荷兰病”:初级产品部门的异常繁荣导致资金和人员都向它集中,其它经济活动乃至多元的社会文化都得不到充分发展。北海道的发展历程也是如此,在短时间内借助移民大肆掠夺性开发农林矿产,它不像北欧那样是自然“生长”出来的社会;而加拿大与澳大利亚则在渡过那个最初阶段之后逐步向一个层次丰富的社会过渡,美国加州也在淘金热之后慢慢“正常化”了,但如果在资源衰竭时仍不能顺利转型,那就容易大起大落。

    这在国内不少城市都可以见到,不仅在东北。例如以石油工业著称的克拉玛依在2010年还曾是全国人均GDP最高的城市,是深圳的1.98倍,但仅仅五年时间就被深圳追平,经济陷入停滞乃至萎缩,这不仅是由于人们常笼统说的“经济转型”,还因为石油、煤炭等大宗原材料价格跌落。

    由于资源型城市的经济往往十分依赖单一产业,那么当这一原材料价格暴跌时,其影响就非常之大——而这种城市在东北还尤其多,诸如大庆、鞍山、双鸭山、鸡西、铁岭。

    当然,我这里所说的“单一性结构”不仅仅是指矿业,还指某一部门的生产消费不成比例地占据了经济生活的大部分份额。这种产业群聚(cluster)的模式在工业革命时代由西欧起源,盛行于所有现代国家,全球史学者约翰·麦克尼尔将早期那种围绕煤炭、钢铁与铁路兴起的重工业城市称为“煤炭城群聚”(coketown cluster),而1920年代出现并主宰1940-1990年代的则是“汽车城群聚”(motown cluster)。

    这些群聚在其全盛时代非常适应大规模工业生产,因为它们能很好地在一个地方集中、批量地进行生产制造,因而也都繁荣一时,但当社会转向新的生产消费模式时,无论这些产业群聚是在哪种气候、哪个国家、哪种文化或哪种制度下,几乎全都无一例外地衰败了。

    比如,美国底特律是汽车之城,全城经济极大地依赖于汽车业,但麻烦也在这里:当汽车业不景气时,当地人就难找到其它出路了。这不仅城市如此,农业上实行大规模生产的种植园经济也一样:美国南部因为长时间极度依赖单一的棉花种植,结果1920年代初棉铃虫来袭时,地方经济就遭遇到了毁灭性打击。

    不难看出,东北的很多城市正是那种典型的“煤炭城群聚”,它们是近代大工业生产的产物,又恰好由于当时的东北地广人稀(1898年东北三省总人口才532万),非常便于在农林矿等各部门都采用大工业生产模式,这与1949年前关内除上海之外的几乎所有省市都形成鲜明对比,内地盛行的几乎都是非常分散的小农经济或小作坊手工业。

    陈云曾回忆说,1945年到南满,看到密布的铁路和电线,才第一次真正见识了什么叫大工业生产。这是很多东北人迄今回忆时的往日辉煌,但问题是,很多时候,正是曾带来成功的那些因素,到后来导致了失败——在这种“煤炭城群聚”模式下,经济生活的多样性很低,人们对大型组织的嵌入程度、依赖程度都很高,这也很好理解,既然在这些大公司之外的选择并不多,那么去哪里更好简直是一目了然的事。



    曾经的汽车城底特律如今四处都是废墟。

    最终,这会使整个社会越发“锁定”在这一结构上,形成一种内卷化的效应,还会带来一种特殊的社会声望。我一位朋友多年前离开一家著名外企创办了自己的小公司,虽然他身家已过千万,远好于原先的死工资,但他的老父亲却至今遗憾他离开了“那么好”的一家外企——这还是在上海,如果在东北,恐怕更可想而知。

    长久地依附于一种制度化的生活,会使得人们在心理上惧怕改变,也难以适应新的生活,更别提发现并抓住新的机遇了。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年轻时就入狱的老布克,几十年来完全适应了监狱生活,以至于出狱后反倒无所适从郁郁寡欢,最后上吊自杀了。

    这虽然极端,但可想而知的是,长久在一家企业做着一种流水线上工作的工人,忽然面临下岗跳槽时,也比那些频繁换工作的人要难以适应得多。

    许多人在谈论东北衰落时惯常所说的“文化”与“制度”,恐怕也是这样的历史进程不断形塑的结果。长期的大工业生产,潜移默化中对东北人的社会心理、文化期望、价值观,乃至各项制度,无疑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特别适合计划经济,因而东北也公认是计划经济在中国最根深蒂固的地区。

    时至今日,东北在经济结构上仍相对单一,表现在不同法人机构类型上,便是企业法人的比例偏低——一般来说,一个地方的经济越是活跃,企业法人的数量就越多,而事业法人和机构法人的数量就相对较少,人们在“体制外”的机会和选择也就越多,反之亦然。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2014年这两者的比例,全国最高的是北京(43:1)和上海(42:1),而最低的便是西藏(1:1)。东北三省中,辽宁是10:1,吉林和黑龙江都是4:1,这都远低于江苏(23:1)、浙江(27:1)和广东(19:1)。不仅如此,不同产业的结构也不一样:2015年公布的黑龙江省第三次经济普查数据显示,全省法人单位最多的依次是:批发零售业(占23%)、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占20%)、制造业(占14%)、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占6%);而广东2015年的数字则是28%、6%、26%、12%。这明显可以看出,广东不仅制造业强,而且在私营企业较多的批发零售、商务服务这样的门类中相当活跃,民间的参与程度高。

    这在计划经济时代那种只注重生产、不注重市场和消费的环境里并不是大问题,但到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1992年深化市场经济之后,其内在弊端就逐渐显露出来。因为“市场”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经济活动主体(无论公司还是个人)能否生存下来、生存得更好,其灵活适应能力要比体量规模更重要。打个比方,恐龙曾以其庞大的体格统治地球,它也在几千万年里能很好地适应环境,没有什么天敌能挑战它;然而,当小行星撞击地球导致外部环境发生剧烈变化时,它们的末日就到来了,此时小型的哺乳类比它们更好地适应了新环境,最终才进化成今天我们人类。

    这也是为什么现在要提倡保护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元,因为历史一再表明,在这样一种丰富的生态下,一个生态聚落或一个社会群体在面对外部冲击时的适应性和恢复能力要强大得多——就像这棵树倒下了还有那棵树、那种草长出来,但如果是只有一个树种的人工林,那它遭遇虫害时便是毁灭性的。

    用进化论的术语来说,东北相对单一化的结构,使得它在遇到市场变化时缺乏很好的“预适应”能力,不仅难以利用新出现的机遇,而且一旦原先高度依赖的那个产业出了问题,人们便束手无策,不容易找到其它出路。

    不仅如此,当许多人回过神来之后,不是转向新的模式(那毕竟太难也太陌生了),而是去紧紧抱住那些不那么受市场波动影响的部门,那就是机关事业单位。

    最终,这种单一性和经济衰退互为因果又彼此强化,导致状况更趋恶化。真正的出路就是看清楚这一点,为适应市场的变动而找到自身的特点,然后逐步营造宽松多元的环境,带动不同部门的发展,这样,下次再面临冲击时,至少东方不亮西方亮,不至于一个电厂出事,全城都陷入黑灯瞎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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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4-27 08:48 | 显示全部楼层
    美国社会的成熟度。

    中国游客如果到美国短期旅游观光一下,看看美国破败的基础设施,再想想中国漂亮的城市建设和高铁,难免会有一种自得的情绪。但如果你生活比较长的一段时间跟老百姓打打交道,甚至哪怕你远在中国,但是你注意到一些细节,你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比如前几天美国西南航空公司的一架波音737客机发生的重大事故。飞机起飞不久,左侧发动机就爆炸了。机长很好地操控了飞机,用一个发动机又飞了40多分钟,迫降,结果只有一名乘客死亡,七人受伤。事后乘客纷纷对机长表示了感谢,说她有“钢铁般的神经”。

    我想说的是这件事儿的一个细节。这个机长叫塔米·舒尔茨(Tammie Jo Shults),她是一位56岁的女性。舒尔茨曾经在空军服役多年,飞的是F/A-18战斗机,而在参军之前,她大学本科学的是生物学和综合农业。

    舒尔茨能在关键时刻镇定自若,也许是因为她经历过很多事情。她有不同领域的综合经验,她有能力处理复杂问题。

    像这样的人物在美国可以说是车载斗量。再比如2009年,全美航空的一架空客A320客机,也是起飞后不久就发生事故,而且是两个发动机都着火报废,飞机在完全失去动力的情况下,居然奇迹般地在纽约哈德森河的河面上迫降成功,机上155人无一伤亡。而这个飞机的机长叫萨伦伯格,当时是57岁。

    萨伦伯格之所以能迫降成功 —— 甚至他之所以能*想到*在河面上降落 —— 很可能是因为他早年飞过水上飞机。萨伦伯格也在空军服役多年,专门负责调查飞行事故。而加入空军之前,他拥有科学、心理学和行政学的学士和硕士学位。因为这个事故出名了以后,萨伦伯格又成了电视节目的安全嘉宾、演讲家和畅销书作家。

    美国有很多这样经验极其丰富的高水平中年人,而且他们都在第一线工作。

    像这种充满个人英雄主义特色的离奇事迹,似乎发生在美国比较多。当然一个很重要的客观原因是中国的飞机都比较新,本身就不容易出事故。

    但是不可忽视的另一方面是,中国的人也都比较新。我以前搞物理的时候就有个突出的感受。在美国做个报告,你会发现下面听讲的一大片都是中年人。回中国做个报告,听众几乎全是年轻人。当然这说明中国的未来充满希望,但是这也说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还比较……嫩。

    以我接触的经验来看,美国中年人的水平非常高。他们不但很能接受新事物,而且玩的比年轻人还好 —— 而且他们本身就是新事物的创造者。他们才是科学研究和各大公司技术研发的主力。当我看到一个年轻人和一个美国中年人在一起讨论问题的时候,我更多的是看到年轻人向中年人请教。但是在中国,恐怕更多的是工作都是年轻人做。

    大概十年前,有个退休的知名物理学家,已经很老了,而且还得了帕金森综合征,他不愿意在家里呆着,每天都到我们物理系上班。物理系给了他一间办公室,但是仅此而已。他没有经费也没有学生,更没有助手,颤颤巍巍行动非常不便。我的办公室跟他很近,我看大家都很尊敬他,但是也没什么人主动找他,毕竟各人都在忙自己的项目。

    有一天,老头找到我,说看到我贴在楼道墙上的海报很感兴趣。我们就讨论了一下,他说他有些想法。很快他又来找我,他推导了好几页的公式,而且还整齐地排版打印成了书面的形式!后来我们几个人合作了一篇论文。老人家现在已经去世了,他一直到死,都是一线物理学家。

    有这样的人到老都要在第一线做事,你想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

    而且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年”很多时候是相当于中国人说的“老年”。六十多岁别人根本不当你老,该干啥干啥。

    我妻子以前在 IBM 公司工作。有一次我们去她的一个同事家做客,这是一个六十多岁的工程师 —— 他一直都是工程师。聊天聊到读书,我说 Kindle 是个很好的阅读工具,结果这位工程师和他的妻子都还没用过 Kindle。我心想看来你们真是有点老了,还把我的 Kindle 拿给他们看。

    但是聊到专业技术的时候,我感觉他一点都不老。他是研究打印机的,给我讲了几个技术细节、一些研发的故事,我也没记住。但我记得非常清楚的是,他讲到他们搞的一种打印机,打印出来纸张往外排的速度之快,相当于一个人全速奔跑都跟不上。他讲到这时候眼睛里就好像有光一样。

    像这种几乎成了精的老工程师,中国能有多少。而且这位工程师的妻子也挺厉害。按中国标准她应该算是一位家庭主妇,但是我聊天中就发现她谈吐不凡,结果是个非常爱读书的人,基本上各种事儿都知道。

    我家有个邻居,五十来岁了,还在搞技术发明,正在跟中国合作,准备创业开公司。我还认识一个人,本来是个中学老师,中年被查出癌症不得不停止工作。结果癌症治好之后再次进入职场,重新学习,这回不当老师了,居然成了一个大公司的部门经理。我儿子以前在幼儿园的一个小朋友的家长,也是个工程师,但是居然对物理学很感兴趣,问过我一些特别专业的问题,还把物理新闻发给我看,我还跟他有过一次关于全球变暖的辩论。我刚到美国的时候上物理课,《量子力学》,班上有两位老人,下课后还问我作业题。我就问他们你们也是学生吗?他们说不是,我们是来旁听的 —— 我们想学习量子力学。

    所以美国是真没有“中年油腻”这个说法。

    美国的人口出生率大约是2.0,比中国大城市的人口出生率还高一点,但我的突出感受是,美国是一个由中年人运行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做事就比较靠谱,老百姓情绪就比较理性。

    有一次我坐公共汽车,正好坐前排就跟司机聊了几句。司机问我是不是中国人,我说是啊。司机说,听说中国人抢走了很多美国的工作。结果他刚说完这句话,还没等到我回话,旁边一位中年女性马上就说,“那是美国自己的原因。”

    我想这样的老百姓大概不会搞什么抵制中国货的运动。我这么多年来几乎就没见过美国人在公开场合情绪失控的。

    去年我儿子要上三年级了,我一看学校网站上的老师介绍,我儿子老师以前的专业居然是体育。我当时心中有点不满,这不真成了“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了”吗?可是跟这个老师一接触,我发现她还真是个好老师。她非常知道给孩子全面的教育,搞了很多跟真实社会有关的教学内容。有一次讲城市建设,她居然还请来了一个真正的城市规划师。但是这位老师仍然在搞体育,她专门请假一周去参加滑雪比赛,还让孩子们上课在网上看直播。

    拥有丰富的人生阅历,才能解决复杂的问题。在一个国家经济增长、技术进步的同时,人也必须变复杂才行。美国社会的宽容度高,人们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经历,然后哪怕年龄大一点,仍然有机会从事各种各样的工作。事实上因为经历丰富能力复杂,年龄大不但不是劣势,反而还是优势。

    美国有五十多岁的工程师从头创业,五十多岁的女飞行员迎来人生第一个英雄时刻,五十多岁的癌症患者谋求新行业的一个高薪职位,六十岁的物理学家跟年轻人切磋技艺,六十多岁的工程师埋头攻关,六七十岁的市民开始学习量子力学。

    据说曹操有一次接见匈奴使臣,觉得自己身材矮小相貌丑陋,就让一个长得漂亮的人假扮自己,他本人装作是个“捉刀人”站在旁边。结果事后人问匈奴使臣魏王这个人怎么样,匈奴使臣说,魏王的确长得不错 —— 可是我看他身后站着的那个捉刀人,才是真英雄。

    所以我们看美国强不强不能光看它的机场和高速公路是不是光鲜照人。美国的高科技、大公司和各种先进东西背后站着的那些中年人,才是真英雄。
    平淡如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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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表于 2018-5-3 12:34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人性   受环境的影响太大了
    特殊环境造成的转变   在常理下都难以置信
    记得国外一个实验   把正常人分组   扮演狱警和罪犯那个    让人惊恐
    环境改变人   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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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表于 2018-5-3 12:43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喜欢上一个人 发表于 2018-4-27 08:48
    美国社会的成熟度。

    中国游客如果到美国短期旅游观光一下,看看美国破败的基础设施,再想想中国漂亮的城 ...

    我们在重视中年人才上,的确做的太不够了。五六十岁,在中国已经被推到老年的行列而碌碌无为,吃喝养老了。
    于是,自己也把自己晃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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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5-10 16:29 | 显示全部楼层
    近些年来,“东北衰退”可说是媒体上热议的话题之一。

    人们对此的看法相当一致,毕竟现实摆在那儿:1978年全国经济总量前十的城市,东北一度占了四席,但到2000年前后就一个都挤不进去了;这些年来东北人口外流、资本却又吸引不进来(所谓“投资不过山海关”),“振兴东北”也喊了多年,“老工业基地”的衰退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不过,尽管对“衰退”本身有共识,但究竟是什么造成了这一衰退,却众说纷纭。



    东北三省近几年人口持续外流,成为全中国人口增幅最少的省份。

    第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东北经济变差说到底只是因为气候太冷了。东北的寒冷确实是世界级的,比全世界所有主要发达地区都冷,且人口密度还这么高,而二战以后人口和经济活动从寒冷地带向“阳光地带”迁移是颇为普遍的现象。国家信息中心原总经济师范剑平就赞同这一说,理由是气候一直是影响经济活动的重要因素,极寒本来就在客观上制约着东北经济转型。

    因为根据这种看法,对冲传统工业衰退的两个手段(基础设施建设、非正规就业),在严寒气候下都相当不利,因为温暖的南方可以一年四季开工、摆摊。

    据此,既然服务业取代工业勃兴,那么人口势必向宜居地区流动(因而东北人去往了海南),随之而来的一个推论就是:东北的衰退只是一个逐渐趋向“适当水平”的自然过程——就好像农村衰退、乡下人离土进城也都是合理的,因为现代农业本来就不需要那么多人。

    这看起来好像有点道理,而且归结为这样一种“不可回避”的客观因素,至少有一个好处,就是让发生的事都合理化了,似乎谁都不应该被怪罪,东北文化、东北人乃至当地政府官员都没做错什么,要怪只怪天气太冷了。

    然而这很难解释为什么世界上也有那么多发达社会(如加拿大和北欧)处于寒带,事实上,欧洲乃至全世界都是气候较寒冷的北方比南方发达;更不能很好地解释为何东北的衰退是在1990年代后出现——要说仅仅是因为不能全年开工、摆摊,那不免把经济衰退问题看得也太简单了,何况随着暖气、空调的普及,气温 对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影响是在减小而非扩大了。

    至少,这并不妨碍人们在室内从事经济活动,要不然东北人也不会比南方人更不禁冻了。

    至于说到东北人往南飞的“用脚投票”是因为怕冷趋暖,那似乎也忘了一点:东北冬天的屋内可比南方不少地方的室内暖和得多,农村人口流失可也不是因为农村比城市更冷。

    气温的宜人可能是人们考虑工作居住地点时的一个因素,但常常却既不是唯一也不是最重要的因素,试问有多少人会仅仅因为几十年来住惯了的老家寒冷,就毅然迁移到一个更温暖的陌生城市?医药专业网站“丁香园”创始人李天天在自述将公司整个从哈尔滨搬迁到杭州时,可根本没提到“气候”这一点,其他东北籍企业家在选择离开老家前往深圳投资时,好像也不认为气候是什么值得一提的因素。

    如果询问一百个中国人,现在如果有机会移民,是愿意选择寒冷的加拿大还是温暖宜人的菲律宾,答案恐怕至少95%都会是前者吧。何况,如果气温是决定性因素,那东北人也同样可以选择广西,为何又偏爱深圳与海南呢?

    由此看来,“气候”最多是一个具有相关性的次要因素,其解释力恐怕还不如另一种将原因归结于“东北文化”的观点。当然,一个地方的文化对经济活动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正如美国学者亨廷顿等人在《文化的重要作用》(Culture Matters)一书中所说的,一个社会中的价值观、态度、人们普遍持有的见解等,会对其发展起到促进或阻碍的作用。

    一个地方的创新精神、企业家精神和成功的动力,的确往往都深植于文化之中,反过来,如果像东北社会那样崇尚官本位、看不起私营个体户、拉不下脸去做买卖,那当然会阻碍民间经济活跃程度。

    不过,这种解释的麻烦之处在于,它是一种“万能解释”,几乎什么问题都能从当地文化中找到答案,但文化是一个长期稳定的因素,它同样不能解释为何以前那么多年东北经济都好好的,却到了近二十多年才开始衰退,这些年里东北文化可没发生多大变化。

    要说起来,东北文化毕竟总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分支,谈不上有多么本质的区别,为何就唯独在这里阻碍了经济?

    此外,这还经常和“气候说”暗通款曲,在历史上的很长一段时间,西方人都认为热带地区由于气候炎热物产又丰富,所以导致当地人不用劳作就能生存,助长了一种懒散的文化,最终导致其社会落后,那时他们甚至认为后来以勤劳著称的日本人也是“懒散”的。

    不仅如此,曾有许多学者言之凿凿地认为,除了新教伦理之外的其它文化差不多都会阻碍经济发展,但当西班牙、日本、韩国这些国家陆续兴起之后,人们开始发现,天主教文化和东方文化即便不能明显促进现代经济,至少也不至于多么严重地阻碍它的发展。

    第三种解释在本质上也是一种万能解释,那就是许多人在讨论中国问题时偏爱的“制度”因素。从许多投资故事来看,东北的确没能在制度上防范竭泽而渔乃至“关门打狗”的现象,非常不利于经济活动。

    但同样地,在这一点上东北与关内各地是程度上而非根本上的区别。不仅如此,这也无法解释为何北海道多年来也出现了不可挽回的经济衰退和人口老化——按说它在制度上与日本各地一体化,至少没有东北的许多问题。

    一个地方的发展与衰退,是极其复杂的社会现象,归结为某个单一的客观因素或笼统的问题,都很难令人信服。要探讨东北为何衰落,需要谨记的还是三个关键:天时(为何在此时)、地利(为何是此地)与人和(为何是这些人)。在我看来,如果有什么能很好地同时解释这些,那就必须从东北的社会结构上寻找原因,毕竟衰退作为一种经济活动的现象,是社会深层结构的产物。

    一言以蔽之,这是一种相对单一化的结构。近代东北的开发主要集中在农业、林业、采矿这种初级原材料的部门,无数记录和回忆都印证当时东北在这些资源方面的丰富程度,但也正因此,这造成了某种程度上的“荷兰病”:初级产品部门的异常繁荣导致资金和人员都向它集中,其它经济活动乃至多元的社会文化都得不到充分发展。北海道的发展历程也是如此,在短时间内借助移民大肆掠夺性开发农林矿产,它不像北欧那样是自然“生长”出来的社会;而加拿大与澳大利亚则在渡过那个最初阶段之后逐步向一个层次丰富的社会过渡,美国加州也在淘金热之后慢慢“正常化”了,但如果在资源衰竭时仍不能顺利转型,那就容易大起大落。

    这在国内不少城市都可以见到,不仅在东北。例如以石油工业著称的克拉玛依在2010年还曾是全国人均GDP最高的城市,是深圳的1.98倍,但仅仅五年时间就被深圳追平,经济陷入停滞乃至萎缩,这不仅是由于人们常笼统说的“经济转型”,还因为石油、煤炭等大宗原材料价格跌落。

    由于资源型城市的经济往往十分依赖单一产业,那么当这一原材料价格暴跌时,其影响就非常之大——而这种城市在东北还尤其多,诸如大庆、鞍山、双鸭山、鸡西、铁岭。

    当然,我这里所说的“单一性结构”不仅仅是指矿业,还指某一部门的生产消费不成比例地占据了经济生活的大部分份额。这种产业群聚(cluster)的模式在工业革命时代由西欧起源,盛行于所有现代国家,全球史学者约翰·麦克尼尔将早期那种围绕煤炭、钢铁与铁路兴起的重工业城市称为“煤炭城群聚”(coketown cluster),而1920年代出现并主宰1940-1990年代的则是“汽车城群聚”(motown cluster)。

    这些群聚在其全盛时代非常适应大规模工业生产,因为它们能很好地在一个地方集中、批量地进行生产制造,因而也都繁荣一时,但当社会转向新的生产消费模式时,无论这些产业群聚是在哪种气候、哪个国家、哪种文化或哪种制度下,几乎全都无一例外地衰败了。

    比如,美国底特律是汽车之城,全城经济极大地依赖于汽车业,但麻烦也在这里:当汽车业不景气时,当地人就难找到其它出路了。这不仅城市如此,农业上实行大规模生产的种植园经济也一样:美国南部因为长时间极度依赖单一的棉花种植,结果1920年代初棉铃虫来袭时,地方经济就遭遇到了毁灭性打击。

    不难看出,东北的很多城市正是那种典型的“煤炭城群聚”,它们是近代大工业生产的产物,又恰好由于当时的东北地广人稀(1898年东北三省总人口才532万),非常便于在农林矿等各部门都采用大工业生产模式,这与1949年前关内除上海之外的几乎所有省市都形成鲜明对比,内地盛行的几乎都是非常分散的小农经济或小作坊手工业。

    陈云曾回忆说,1945年到南满,看到密布的铁路和电线,才第一次真正见识了什么叫大工业生产。这是很多东北人迄今回忆时的往日辉煌,但问题是,很多时候,正是曾带来成功的那些因素,到后来导致了失败——在这种“煤炭城群聚”模式下,经济生活的多样性很低,人们对大型组织的嵌入程度、依赖程度都很高,这也很好理解,既然在这些大公司之外的选择并不多,那么去哪里更好简直是一目了然的事。



    曾经的汽车城底特律如今四处都是废墟。

    最终,这会使整个社会越发“锁定”在这一结构上,形成一种内卷化的效应,还会带来一种特殊的社会声望。我一位朋友多年前离开一家著名外企创办了自己的小公司,虽然他身家已过千万,远好于原先的死工资,但他的老父亲却至今遗憾他离开了“那么好”的一家外企——这还是在上海,如果在东北,恐怕更可想而知。

    长久地依附于一种制度化的生活,会使得人们在心理上惧怕改变,也难以适应新的生活,更别提发现并抓住新的机遇了。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年轻时就入狱的老布克,几十年来完全适应了监狱生活,以至于出狱后反倒无所适从郁郁寡欢,最后上吊自杀了。

    这虽然极端,但可想而知的是,长久在一家企业做着一种流水线上工作的工人,忽然面临下岗跳槽时,也比那些频繁换工作的人要难以适应得多。

    许多人在谈论东北衰落时惯常所说的“文化”与“制度”,恐怕也是这样的历史进程不断形塑的结果。长期的大工业生产,潜移默化中对东北人的社会心理、文化期望、价值观,乃至各项制度,无疑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特别适合计划经济,因而东北也公认是计划经济在中国最根深蒂固的地区。

    时至今日,东北在经济结构上仍相对单一,表现在不同法人机构类型上,便是企业法人的比例偏低——一般来说,一个地方的经济越是活跃,企业法人的数量就越多,而事业法人和机构法人的数量就相对较少,人们在“体制外”的机会和选择也就越多,反之亦然。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2014年这两者的比例,全国最高的是北京(43:1)和上海(42:1),而最低的便是西藏(1:1)。东北三省中,辽宁是10:1,吉林和黑龙江都是4:1,这都远低于江苏(23:1)、浙江(27:1)和广东(19:1)。不仅如此,不同产业的结构也不一样:2015年公布的黑龙江省第三次经济普查数据显示,全省法人单位最多的依次是:批发零售业(占23%)、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占20%)、制造业(占14%)、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占6%);而广东2015年的数字则是28%、6%、26%、12%。这明显可以看出,广东不仅制造业强,而且在私营企业较多的批发零售、商务服务这样的门类中相当活跃,民间的参与程度高。

    这在计划经济时代那种只注重生产、不注重市场和消费的环境里并不是大问题,但到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1992年深化市场经济之后,其内在弊端就逐渐显露出来。因为“市场”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经济活动主体(无论公司还是个人)能否生存下来、生存得更好,其灵活适应能力要比体量规模更重要。打个比方,恐龙曾以其庞大的体格统治地球,它也在几千万年里能很好地适应环境,没有什么天敌能挑战它;然而,当小行星撞击地球导致外部环境发生剧烈变化时,它们的末日就到来了,此时小型的哺乳类比它们更好地适应了新环境,最终才进化成今天我们人类。

    这也是为什么现在要提倡保护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元,因为历史一再表明,在这样一种丰富的生态下,一个生态聚落或一个社会群体在面对外部冲击时的适应性和恢复能力要强大得多——就像这棵树倒下了还有那棵树、那种草长出来,但如果是只有一个树种的人工林,那它遭遇虫害时便是毁灭性的。

    用进化论的术语来说,东北相对单一化的结构,使得它在遇到市场变化时缺乏很好的“预适应”能力,不仅难以利用新出现的机遇,而且一旦原先高度依赖的那个产业出了问题,人们便束手无策,不容易找到其它出路。

    不仅如此,当许多人回过神来之后,不是转向新的模式(那毕竟太难也太陌生了),而是去紧紧抱住那些不那么受市场波动影响的部门,那就是机关事业单位。

    最终,这种单一性和经济衰退互为因果又彼此强化,导致状况更趋恶化。真正的出路就是看清楚这一点,为适应市场的变动而找到自身的特点,然后逐步营造宽松多元的环境,带动不同部门的发展,这样,下次再面临冲击时,至少东方不亮西方亮,不至于一个电厂出事,全城都陷入黑灯瞎火。
    平淡如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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